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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收江湖潮起潮落

作者  |  楊博丞

來源  |  子彈財經

 

 

上海,垃圾分類戰由此傳出第一聲槍響。

至此,全國“垃圾運動”開始浩浩蕩蕩地展開。

隨著住建部的統一要求,從2019年開始,全國地級以上城市要開啟垃圾分類工作,到2025年,全國地級以上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類處理系統。

在垃圾的種類和處理方式上,每個種類都有著不同的處理方式。

不可回收垃圾,如餐廚垃圾或衛生間垃圾等,它們均被填埋或被焚燒;

可回收垃圾,如紙張、塑料、金屬、木材等,它們均可以被回收進行二次利用。

在各項產能如此豐富的今天,產生的廢舊之物也在迅速攀升。

今天,我們走進這些可回收物品的“陣地”,了解它們的江湖。

“你去叫幾個人下來搬貨。”陳海對著助手阿鵬說。

陳海,十年前拖家帶口來到北京,現在已在電子城內有了屬于自己的攤位和客源,很少人能夠體會期間他所經歷的磨難與苦衷。

“這么多年什么苦都是自己扛,不能讓家人受苦受累。”陳海在電子回收行業打拼將近二十年,前十年在自家村鎮周邊的電子廠從事分揀與拆解工作,每天都需要拆解大量的報廢電子產品,但這些工廠大多存在環境污染問題。

近些年,國家開始推動環境綜合治理,一些藏匿于灰色回收地帶的企業被一一查處,陳海便放棄了這份工作,來到北京打拼。

“在這個行業里經歷過,有些東西還是知道的,比如貨源,怎么驗貨。”陳海對「子彈財經」說,“北京還是好賺錢的,但現在回收行業也不太好做,主要還是愿意去公司收。”

陳海指的“公司”,就我們常說的“B端”,在陳海這幾年回收的電子物品種類中,企業多為廢舊電腦、服務器、打印機居多,而個人物品則為手機、電腦居多。

另外,對于企業端回收的物品,大多數仍可循環利用。“他們淘汰的大多都是五年前的產品,但這些產品現在都還可以用。”

陳海對「子彈財經」講,他最多時能從企業客戶接到800—1000臺數量的電腦回收,而這些價格通常為百元到千元不等。“主要還是看成色,成色不好的就不要收得太高,免得不好轉手。”

通常,這些回收后的電腦一部分被擺在店里以供出售,另一部分則直接分銷給同行或下級回收商。

“我基本是根據下級回收商給的價格去報價,這東西報不好就虧了。”陳海曾經吃過虧,但他寬慰自己“人在河邊走,哪有不濕鞋”?尤其對于回收行業來說,價格的實時變化就像夏日的天氣,上午還是晴天,下午便烏云密布雷雨來臨。

上下不同價是這個行業最常見的情況,由此帶來的特殊性不得不讓陳海與一些回收商們打好招呼。

“有時候就是這樣,比如一臺手機上午報3000元,下午可能就是2800元或者2700元,如果你按上午的價格給那你就虧了,現在有的回收商跟我熟了就按一個均價來報,彼此都虧不了。”

不僅在剛入行時吃過虧,陳海前一陣子還遭遇過虧損。隨著整個環境趨勢的變化,回收行業越來越趨于透明,客戶的單量也在下降。

據陳海回憶,以往每天要跑五六趟去拉活,如今只能跑三四趟,大多數的客源依然集中在B端,除了個人用戶的回收量外,還要依靠他的上游——城市或農村中的手機店。

在陳海店的隔壁,店主名叫段平,和陳海不一樣的是,他主要從事電腦和服務器的回收。

“不好做了,回收這個行業聽起來很賺錢,其實不然,尤其現在量太少了。”段平對「子彈財經」說道。

市場無大量對于回收行業來說是一個考驗。在如今,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靠租賃電子設備取代以往的設備整體采購,這樣就節省了設備折舊的成本。

企業對于電子產品的采購需求變少,而這將直接導致上游無貨供給下游。

“租賃企業也在靠二手產品來給他們,沒有人消耗新的產品,二手產品從哪兒來?”陳海拋出了這個問題。

這是一條循環補給生態鏈。

回收行業在整個二手消費品環節中不可或缺,二手銷貨方以及產品租賃方都在依靠回收行業而生存,因此,沒有供給任何一方都會產生恐慌。

“目前整個行業都存在這種情況,B端轉變思路直接就導致租賃需求上升,但租賃依然要依靠二手。”楊遠對「子彈財經」說。

楊遠目前主要從事新舊電子產品批發,對于當下的租賃網站了如指掌。“我也為這些租賃網站供過貨,他們最缺的貨就是Thinkpad電腦,為此我已經從深圳調了幾批貨了。”

對于這些大客戶,楊遠已經習以為常,對于無法找到的貨源他也沒有辦法。“整個市場都找不到,你還能怎么辦?沒有就不賺錢了唄。”

深圳華強北,中國電子產品集散地,許多被回收來的電子產品被集中運抵這里進行處理,而后又再次被打包運向全國各地。

“一些深圳的回收或者租賃企業都很有優勢,像樂回收和小熊U租,它們能直接拿貨出貨,不像我們還得來回調,”楊遠對「子彈財經」說,“像我們這些都不是正規軍,說不定哪天就干不了。”他的語氣頗無奈。

這樣的非正規軍還是多數的,或許也是他們養活了正規軍。

2011年、2014年、2015年,依托于互聯網的回收新生力量愛回收、回收寶、9貝殼分別上線,一時間,風起云涌,互聯網夾雜資本橫沖直撞地沖進這個傳統行業。

多年后,潮水退去,剩下的是這個行業的平靜與理性。?

“其實我都用過這些平臺,最早它們都沖量,招了很多供貨商進來,每天都要大批次給他們供貨。”根據楊遠的回憶,前兩年應該是這些企業大幅擴招供貨商之時,“每天他們會提出一個供貨標準,要達到多少臺。”

缺貨一直是困擾著這些回收平臺的主要問題,一旦沒有貨源和成交量,數據不好看,這將直接影響一些互聯網回收平臺后期的投融資進度。

沒貨買貨,這成為了互聯網+回收行業的主要基調。但這些互聯網回收企業所面臨的問題依然不止沒貨這樣簡單。

2017年9月,互聯網回收平臺9貝殼倒閉,對于倒閉的原因,其創始人譚飆曾復盤稱,主要因為回收貨源分散,加之人工成本高昂,最終導致9貝殼運營的失敗。

“循環經濟”沒有循環以及收益無法和投入成正比,這些都是擺在回收行業前的一座大山。回收行業要想盈利必須達到一定量級,讓成本和收益成正比,量小則必然虧損。

當今,互聯網回收企業愛回收和回收寶都曾經歷過這樣的陣痛,回收量小但人工成本高昂,有時上門人員收到的回收物只有一小部分,甚至空手而歸的現象經常發生,另外,物流成本也是一個大難題。

9貝殼聯合創始人楊高曉在復盤時認為,當時的確是懷著公益情懷在做這個項目。

做回收是否等于做公益?在一些人看來,兩者之間并不是一個等式。

扎根于這個行業二十年之久的段平擺擺手道,“我沒有把它視為做公益,公益應該是光付出,但這個行業你付出了還有回報。”

最早的回收行業,基本屬于舊物回收后翻新處理再進行二次銷售,無法使用的絕大多數被打成垃圾丟棄。隨著國家對于環境以及回收行業方面的法律法規逐漸完善,才最終形成了一套約束機制。

前端沒有處理回收物的能力則交由后端有處理能力的回收企業來做,而這樣有處理能力的回收企業通常都具有相應的資質,對于互聯網回收平臺來說,它們所做的基本是把舊物集中起來,從而再次分銷至后端回收商進行舊物處理。

一些回收平臺有的還指著我們供貨,你覺得它們會有處理貨物的能力嗎?”段平反問道。

段平曾經的一位合作伙伴在去年加入了一家互聯網回收平臺,成為了一名回收專員,在這個行業里,絕大多數的從業者都曾當過“非正規軍”。

從傳統回收業加入互聯網回收平臺,從互聯網回收平臺回歸到傳統回收業,這樣的故事每天都在發生。

“主要是這個行業不好干了,尤其電子產品行業,本身就是一個低頻業態,老百姓覺得這個東西你給的價格不值他就不會賣。”段平對「子彈財經」說。

廢舊物品的價值因素也依然在困擾著這些人,這使得他們也很頭疼。“本身就是二手的東西,像電腦一臺可能也就值1000,有的人會覺得我買的時候都四五千,不得當,那我就不賣了。”

段平有苦說不出,每次上門回收時都會遇到這樣的場景,而他也束手無辭,只能無功而返。

段平的遭遇陳海也經常遇到,有時他去回收手機還遇到講價的情況,這讓他哭笑不得。“沒有辦法,這個行業在咱們這兒目前只能這樣。像我回收一個手機本身利潤就沒多少,加上路費打個平手就不錯了。”

在回收行業里打拼,虧損是時常見到的詞。“太正常了,你去問問整個市場,誰家沒賠過?”段平大聲說到。

的確,電子產品回收行業充滿了荊棘,頻次低單價低依然是這個分支的主旋律。但在有些回收物品分支里,利潤依然可觀。

北京東五環外,新海二手家具電器市場,這里聚集著經營各類二手家具和家電的商戶們,他們商品的絕大多數來自于回收市場。

而在4公里外的周營村,曾經是馬駒橋地區最大的廢舊家具市場,如今,隨著北京疏解計劃實施,往日的場景已不復存在。

“以前那片很大,基本是做家具的多,但也有其它的品類。”吳爭對「子彈財經」說。

吳爭,在這里打拼了十五年之久,他主要經營二手舊家電,空調、洗衣機、冰箱、冰柜、電視都在他的范圍之內。

白色電器是回收行業最受歡迎的物品之一,其每天的交易量要比其它電器用品多出三分之一。

如今,一些互聯網綜合回收平臺悄然下架了對于家電的回收,留下的只有更加垂直的回收平臺,但無論怎樣,58同城和趕集網卻依然是這些家電和家具回收商們“開疆辟土”的重要平臺。

“家電這塊的量還是蠻大的,這是剛需,最多的肯定是電視,其次是冰箱洗衣機這些,還有冰柜。”

吳爭告訴「子彈財經」,在這里最受歡迎的是冰柜,受到一些因素影響,在今年,北京本地的冰柜回收量明顯增多,大多都是餐館中用于冷凍和冷藏食品之用,還有一部分是冷藏飲料用的小冰柜。

“這些基本就是幾百塊錢,小冰柜都是廠家送的,有的到期之后就歸店主了,店主現在不做了就直接賣掉了。”

吳爭每天都要外出跑幾趟,有些老主顧需要一些電器他會親自上陣送貨,但現在更多的是他的幫手們在干活,“老了,干不動了,不想干了就回老家了,這行太費身體。”

由于多年從事體力勞動,吳爭患上了腰傷,膏藥是他隨身必備的藥品,他的妻子對「子彈財經」說,早在多年前就不讓他在親自干活了,但他不肯,對于老顧客他依然保持著那份情懷,必須堅持自己送貨。

很多人說,回收行業近年來的利潤越來越微薄,但吳爭夫婦卻覺得,價格隨著市場而變化,終究有它值錢的時候,“我看新聞說北京也要垃圾分類了,這個行業還是要正規化了。”

垃圾是放錯位置的資源。對于垃圾來說,更多的是可回收的再循環物資,對一座城市而言,廢舊物資綜合再利用如同人的血液循環系統,從心臟出發經過全身最終再流回心臟進行下一輪循環。

回收行業已經經過數十載的發展,如今已初步形成一定規模,但始終沒有行之有效的行業引領和政策導向,越來越多的回收企業開始自建標準,但每家的標準都不盡相同。

就像愛回收和回收寶兩家互聯網回收企業,他們對于電子產品的成色均有自己兩套體系。

這不僅在互聯網回收行業有所體現,在傳統的回收行業也同樣擁有不同標準。

“目前沒有統一的國家標準,每家都視情況而定,拿不準的就壓價收,覺得沒問題就按市場價來收。”吳爭對「子彈財經」說。

在這里,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生意經,也有不同的客戶群體。

“像有的社區里收廢品的或者大街上專門收舊電器的,最后基本都回到我們這兒了。”吳爭說。

如吳爭所言,這里就像北京的中關村,區別在于一個是高科技的代名詞,一個是低端產業的代名詞,但被生產出來的東西最終要有一個歸宿。

這個歸宿可能是買走它們的顧客,也有可能是舊物分拆場,最終的零部件會被重新回收循環利用。

“現在的盈利情況怎么樣?”

“每天能有個幾千,看有沒有大客戶吧,有就能多掙些,沒有就少掙唄。”

在回收行業,出貨的價格每家基本相差無幾,只是收貨時的價格參差不齊。“這個就看你的本事了,怎么忽悠也是學問,有的人能直接送你個冰箱。”

吳爭在這幾十年的打拼中也學會了不少說話的技巧,與其說是本領,倒不如說是一項生存技能,“冰箱從大到小300-50元上下,電視基本在20-80元上下,洗衣機是10-40元上下,空調多一些200-400上下,看你怎么忽悠了。”

這只是回收的費用,其中不含人工成本。對于吳爭來說,他們所回收的物品要再加上50-100元不等的人工費用。

“現在什么最貴,人最貴,有的樓沒電梯你就得一層層搬下來,有的飯館冰柜太大你就得跑兩次拉回來。”吳爭對「子彈財經」說道。

對于做生意,吳爭也有人情味,對于年歲高齡的老年人或者家庭收入有困難的人群,他從來不講價。

“有時就是這樣,一個地區的人養了你,你也應該做點什么吧。雖然可能掙不了什么錢,但我覺得這么多年了,任何人都有情感在里邊。”吳爭感慨地說。

一方水土養一方人,這個行業本是如此,靠著一個地區的人們獲得口碑和收入,從而打開更加廣闊的市場。

除了像吳爭這樣從事電器回收行業的人,還有從事舊家具回收的從業者。

李康最早在周營舊貨市場從事舊家具回收和二手售賣,后來在新海內開辟了第二家門店,自從周營市場整體搬遷后他便將全部的家當放在了新海,但他對老地方依舊不舍。

“那個年代沒有了,不知道未來的政策對我們是好還是壞。”李康無奈地對「子彈財經」說道。

王永利是李康的同行,自從市場搬遷后,他打算將前期回收回來的舊家具清倉后回距離北京2000公里外的老家發展,北京的高節奏已不再適合如今已近六十歲的王永利。

“我還是回老家發展吧,在北京這幾年不好也不壞,但這里終究不是自己的家。”

王永利來北京打拼和生活已經二十余年,但一直從事勞動業,用他自己的話說,沒讀過書,只能靠體力來掙錢。

在回收行業里,他沒有選擇其它分支,而是選擇了做家具回收行業。“以前當過木工,對家具構造還了解,壞的家具本身修修就可以用。”

最早,王永利騎著三輪車走街串巷去回收各種家具,這些年下來,光是擦汗的毛巾就用了上百條,三輪車從人工換上了電動。

目前,家具回收行業依然依靠傳統人工進行回收,在互聯網回收平臺,還沒有企業進軍這一領域,主要的問題仍是人工和物流的成本高昂

“像這家具,有的住戶不要了讓我們拉走,我們不僅不給他們錢,他們還要給我們錢。”王永利對「子彈財經」說。

人工和物流成本是壓在回收行業從業者身上的一塊大山。“自己干體力真不行,雇人就得開支,這搬一趟家具至少得100起,現在搬家都300起了,大件還另收費。”

“我一般收的都是好賣的家具,大衣柜、桌子、椅子、床等,買的多數是租房的租戶或者房東。”王永利回憶著說。

前一年是家具行業的回收高峰期,由于一些產業政策原因,各區的落后產能開始淘汰,因此,一些廠房或員工宿舍中的家具開始被大批清理。

當時,王永利一天可以拉五六車,“那陣是賣的多買的少,價格一下掉了很多,像床一般回收是三五十,桌子二三十,大衣柜差不多五十,降了得有三分之一。”

“政策對他們影響還是很大的,對我沒啥太大影響。”專營辦公家具的李康對「子彈財經」說,辦公家具一直穩定,無論是回收還是對外銷售

“椅子回收價大概十塊,好點的二十也有,賣的話五六十,上百都有,掙個辛苦錢。”在李康的攤位,大大小小擺放著多種規格的辦公桌椅,以及鐵皮柜和保險柜。

“最早我在周營那邊做,也是一個地區一個地區的去找貨源,一家公司一家公司的找,問他們有沒有處理的辦公家具,現在在網上就可以了。”

李康現在用起了互聯網工具,在手機或者電腦網頁上發布信息就會有人打來電話詢問。

李康對「子彈財經」講,現在他的回收主要靠58同城來打廣告,賣主要通過一些小區的業主群或者閑魚來賣。“不過58同城現在買廣告真的很貴,推薦量不如以前了,感覺閑魚比它好些。”

在互聯網浪潮的席卷之下,越來越多的從業者不在僅僅依靠傳統的走街串巷回收廢舊物品,而是依靠互聯網。

此前,國內各地對于廢舊家具的回收再利用問題,曾進行過積極的探索和嘗試。最為消費者熟知的是一些社區聯合家具賣場、家具生產企業推出了家具以舊換新政策。

該政策引導消費者可將舊家具折價,所得款項用于購買新家具,但最終這項計劃未能長期推行下去,主要原因在于一些家具賣場以此作為營銷手段,而消費者并未嘗到甜頭。

“其實并不劃算,因為你沒有加人工和物流成本在里邊,可能大多數人覺得賣了這個家具能有500塊,但運費可能就占了一半甚至還多,最終到手里的所剩無幾。”李康對「子彈財經」說。

「子彈財經」了解到,對于以舊換新時新舊家具的異地搬運問題,北京市曾出臺有關政策,即當舊家具的回收地點與新家具的交付地點不一致時,消費者有兩種選擇:

一是找搬家公司將舊家具送至指定倉庫,消費者自己承擔運費;

二是選擇家具廠商提供的有償拉取舊家具服務,運費標準是北京四環內200元,四環至六環300元,六環外及外地費用由買賣雙方商議決定。

如此一來,以舊換新政策對消費者的吸引力并不大。此外,家具廠商對以舊換新政策的積極性也不高,因為其回收舊家具后需要面臨較大的資金、倉儲、物流壓力。

如今,走街串巷喊著收廢品的人少了,越來越多的社區在逐步建立自己的廢物回收站,以實現統一管理、統一運輸與統一回收。

2017年,是再生資源業的“政策元年”,國家相繼出臺了一系列再生資源回收相關政策,為回收行業規范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環境。

2017年3月,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國家發展改革委、住房城鄉建設部《生活垃圾分類制度實施方案》的通知;

2017年5月,國家發改委等14個部門聯合發布了《關于印發<循環發展引領行動>的通知》;

2017年7月,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《禁止洋垃圾入境推進固體廢物進口管理制度改革實施方案》;

2017年8月,原環境保護部聯合發展改革委等6部門印發了《電子廢物、廢輪胎、廢塑料、廢舊衣服、廢家電拆解等再生利用行業清理整頓工作方案》。

種種跡象表明,國家在循環產業經濟間開始下大力氣解決行業內出現的各種問題,無論是垃圾分類還是回收行業迎來春天,它無疑釋放出一個信號:這些產業都與環境息息相關

廢品回收與制造業密切相關,一直被視為“經濟晴雨表”。

2000年初,通過再生資源回收體系建設試點工作,已初步形成了“回收網點—分揀中心—集散市場”三位一體的回收體系,從而對回收體系的支撐和回收規模的擴大起到了關鍵性作用。

集散市場在二十年間發揮了其應有的作用,但集散市場大多功能單一,僅局限于再生資源的收集、交易和分選,產業鏈短,沒有形成深加工利用產業鏈條,沒有搭建起服務平臺,經營管理不規范,粗放拆解的現象經常發生。

未來二十年,這個行業該向何方?從消費升級到互聯網產業升級,回收產業的升級也已到來。

或許有一天,這些從事回收行業的從業者我們將無跡可尋,取而代之的是現代化回收系統與標準。

也許,就像李康所說的那樣,不知道未來的政策對他們是好還是壞,但無論政策如何,他們現在都依然堅持在回收行業的一線奉獻著自己的汗水,也只有這些人才能夠體會到行業變遷帶給他們的影響。

李康說:“可能有一天我也會放棄這個行業,但除了它,沒有我更了解的行業了。”帶著這種情緒的人不僅是李康,在這些被訪者中大多都會對這個行業心生情愫,直到落幕。

暮色四合,江湖冷暖。認清明天的去向,不忘昨日的來處。

注:應被訪者要求,文中均為化名。

文中配圖來自:piqsels,基于CC0協議;攝圖網,基于VRF授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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